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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着重从四大场景落地

金融投资报记者：如何解读刚刚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如何看待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在金融强国建设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

杨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并服务于“强国战略”的要求，金融业亟待通过加强高质量发展，真正提升金融内在质效和综合竞争力。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为未来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锚定了前进方向。

中央曾多次强调，要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使科技金融成为培育经济新动能新优势的源头驱动力；绿色金融遵循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成为产业经济低碳转型的必然趋势；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则牢牢把握着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着重发力；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共同加持“数字中国”建设，为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激发更多经济活力提供着重要“抓手”。

金融投资报记者：金融科技的落地价值是什么？

杨涛：关于这个角度，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四大场景的落地——中小微金融、农业金融、绿色金融和供应链金融。

为什么说这几个场景特别重要？以中小微企业为例，虽然中小微企业在融资中持续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积极态势，但在资金的匹配度和内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方面，依旧存在众多不足。由此发现，要解决这些不足，除了依靠资金支持，还需着重叠加技术手段与数据手段，帮助其改善综合发展能力，畅通产业链上下游，由此衍生的金融科技创新价值，在场景落地上就会愈发显现。

当今金融发展遇到的许多困境，归根结底可以通过金融科技的数字化手段进行改善，金融科技推动数据要素转变成为数据资产，实际上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迭代升级。当前，有关部门推动农业产业链的信息化、标准化，搭建涉农产品的大数据库，这为农村领域切入数字金融提供了良好基础；再比如绿色金融，它不仅是中国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国际共识的关键着眼点。

利用金融科技解决绿色发展中的标准化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服务不透明问题等，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产业链金融则天然地具备产业、金融、科技深度融合的特点，如果能够充分地插入金融科技的翅膀，使企业和产业链更有效地与金融侧向对接，那么其中能够释放的金融力量也是巨大的。

资管行业

正主动拥抱金融科技

金融投资报记者：当前，金融科技更加重视与金融需求侧的匹配与培育，在资管行业领域，金融科技会发挥什么样的功效？

杨涛：资管领域恰恰是可以深入应用金融科技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大财富管理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巨大的，这个重大的增长发展空间主要来源于资产端和资金端。在资金端方面，多措并举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重点，其中较为困难的是增加财产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的提升，事实上需要对现有的财富管理手段进行根本性的改善。因此，从整个行业角度而言，资管领域可供金融科技介入的空间较大，由此构成了金融科技深入应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是应用的一体两面，金融科技可以帮助其夯实信用根基。在过去的一年里，资管产品、甚至是债权类产品都遭遇了大量违约，这对以信用和信心为立身根基的资产管理行业而言，实际上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行业存续的基础。我们能否利用数字化创新技术予以增信和约束？我认为，这是资管行业重建信心与信任的重中之重。

无论是财富管理类产品还是资管类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从不同视角更好地挖掘客户需求，实现精准匹配，以及有效地管理风险和收益。无论是传统的智能投顾，还是基于不同资管类产品的多元创新，资管行业正在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和数字新技术，资产管理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模型和科技算法，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业务痛点。所以我认为，金融科技对资管行业的产品与服务改造起到了较大作用。

对于资管领域的参与机构而言，金融科技的支持也尤为重要。作为机构主体，如果不能充分拥抱新技术，不能实现数字化以全面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提升由宏观至微观的管控能力，那么又谈何在数字化背景下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更复杂的未来市场环境里，如果不对金融科技付诸强烈诉求以提升核心竞争力，那势必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中小银行拥抱数字化

需重视什么

金融投资报记者：不同类型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应该如何把握金融科技浪潮，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形成差异化经营优势？

杨涛：中小银行本身情况差异很大，既存在具有一定数字化基因的中小银行，也有部分中小银行仍被困在地方，既不能够开展数字化经营，同时自身的展业空间也并不突出，这些问题将构成其未来经营的困境和挑战主体。

银行业其实是一个波动性很大的行业。以美国为例，上世纪末期美国曾经有15000家法人银行，现在还不到5000家，这意味着已有一万多家银行退出市场。中小银行要拥抱数字化，需要重视这几个问题：一是要把握好成本收益，降低预期。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一点效率，降低一点成本，多获得一点客户，就能给原有的业务模式带来一定的加持作用，拓展生存空间。二是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例如沿海城市发展海洋经济，有些地区种植特定的经济作物，有些地区还可能处于制造业的链条上。若此时叠加技术与数字化的力量，在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上能够起到助推作用。

总而言之，中小金融机构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数字化；另一方面也不必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宏大、难以把握的领域。所谓数字化，已经融入了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就像日常生活中习惯了用水用电，我们只需要考虑如何运用金融科技以适应行业需求，这是亟需转变的一个思路。

金融投资报记者：毋庸置疑，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当前被提到异常重要的位置，但回顾金融科技近几年的发展，部分人也存在顾虑，认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所放缓，并对新兴技术仍持观望态度。您如何看待这类观点？

杨涛：我认为，所谓金融科技的第一个十年，应该说它是一个高速迭代、快速演进的十年。在演进的过程中，金融科技仍是一个尚未成熟的领域，所以它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同时在过去十年里，金融科技主要服务的是C（个人用户）端，那么所有的产品基本上是充分挖掘C端的需求。

当下，我们正身处金融科技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关于技术的演进，我认为它并没有走慢，就像突然涌现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比AI发展的历程而言，它已经有了一个超线性的跨越。

技术的演进仍处于不断的迭代之中，在技术与金融拥抱的过程中，行业会涌现更多的高质量要求。要规避风险、保障安全，要保证金融科技更多地实现价值落地，所以在节奏上它必然会放慢一些。另外，B（企业或商家）端的金融客户需求跟C端的需求有所差别，C端是可以标准化、低成本、快速推进的，B端则需要大量的创新工作，这不是可以简单实现的过程。

“生态+基础设施”

建设需摆在第一位

金融投资报记者：成都高度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与科技的双向赋能，您对成都金融科技的发展成果有怎样的建议和展望？

杨涛：成都正深入贯彻落实产业建圈强链的工作要求，沿着地方金融科技的方向广泛布局，实际上地方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考虑一个全新的视野。这个全新的视野是什么呢？我认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摆在第一位。

当前金融改革发展强调的是自上而下，地方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正在弱化；另外我们也逐渐发现，很多地方在金融建设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似乎在某个地方发展良好的机构或产品，到了当下的环境中无法按照预期发展，这实际上是生态和土壤出现了问题。整体上而言，我认为成都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多的亮点，这同样也是成都未来经济建设需要着眼的首要重点。当谈论基础设施的时候，实际上涉及金融科技发展中各类基础要素的关键支撑，在广义基础设施层面，这些要素都是构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

在金融生态方面，我们首先需要考虑“软环境”建设的问题，无论是过去常说的征信体系、信用体系，还是中介服务体系，或是人才政策和文化建设，这些都是构成金融生态良好发展的软环境。如果在原有地方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夯实软环境优化土壤，进一步发展面向金融科技发展的需求特点，就有可能为未来的金融科技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

除此之外，发展金融科技还需要拥有良好的产业布局。技术企业的引进和成长从来不是依靠单向的努力，一方面它可能集中于研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特别突出的专业领域；另一方面它可能集聚在客户和场景多元汇聚，以及有技术企业龙头引领的地方。综合这几个方面，成都具有优良的集聚优势和环境。

推动金融科技的主体发展，还需聚焦核心场景落地。核心场景落地不仅仅是停留于技术给金融带来什么变化上，更重要的是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最迫切的目的。在需求层面凝聚共识，结合场景进行“软招商”，跳出传统招商引资的窠臼，引进除实体外的核心价值和创新效果实现落地，这是着眼于金融发展未来的崭新视角。

最后是风险与安全问题，这是一个永久的时代命题。地方政府有责任配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面对新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如何创造更多的发展条件和空间？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政策引领作用则是必要的。例如要加强地方的金融科技伦理建设，通过软法的形式间接约束金融科技创新中的风险和扭曲，既跳脱出法律规则的强硬制约框架以激发创新活力，又能够将风险有效控制在规则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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