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出台以后，各省闻风而动，相继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目前，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在研究制定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办法，而江苏浙江等地的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在筹办当中。

　　今年对于温州人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全球金融动荡，股市、楼市不景气的环境下，温州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经营性的困难，这个时候出现的小额贷款公司，引起了温州甚至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小额贷款公司被人们称为是草根金融，因为最普通的老百姓，只要没有不良犯罪记录，信用良好，自己有充足的资本金，就可以成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把钱贷给别人，赚取利息。但是，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是只贷不存的的公司，因此，这一点与真正的银行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贷不能存，但央行和银监会的这个指导意见一出台，还是吸引了各界人士的眼球。

　　方培林是浙江温州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他手里拿的是今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方培林已经仔仔细细研究过很多遍，还在很多地方加了批注。之所以对这份文件如此关注，是因为他和民间借贷行业的历史渊源。

　　1984年，方培林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当时方兴钱庄没有拿到正规的金融许可证，处于半地下状态，但在方培林当时生活的小镇上，方兴钱庄是个值得信任的机构，人们存款贷款都会到这里。1989年，在政策的压力下，方培林被迫关停了方兴钱庄，但是，方培林说，在温州当地，仍然存在很多地下钱庄，他们从事和以前的方兴钱庄同样的存贷款业务，除此之外，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借贷行为也非常频繁。

　　方培林：温州现在的状态是家家户户都在做金融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打个比方，今天我有资金，你需要资金，我就把钱借出你，我们现在的活动就是一种金融活动，根据资金的需求，在不断地转换角色，温州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进行这种金融活动。

　　由于今年以来，股市、楼市的不景气，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回流到本地，温州银行储蓄存款大幅上升。据估计，温州的民间资本有4000亿，而用于金融活动这部分的资本，约有600亿，温州的地下金融活动一直非常活跃，有些地下钱庄非法吸收存款，一旦发生挤兑，势必会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前，很多温州的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来融资，有的因为卷入高利贷而变相破产。所以，曾有专家大声疾呼，温州民间金融急需引导和规范。

　　方培林：小额的放贷公司我一直都这么理解，是规范民间借贷一个伟大创举。

　　记者：既然它是只贷不存的话，那怎么能够收编民间的资本？

　　方培林：所以在这里要谈到，只有放开，只有普及，一个乡镇你搞三家以上，一点都不可怕，为什么呢？现在的温州是家家户户都在搞金融，您无非就是认可这个市场，把他们规范起来，原来是你一个人做，现在改为两人以上，五十人以 下。

　　方培林说，按照央行的指导意见，三五个人，只要能凑够五百万元资本金，就够条件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而在温州，几乎每家老百姓都有把家里的闲钱借出去的历史，所谓的小额贷款公司，实际上就是把几户人家的钱集中起来，进行放贷活动。通过这样的形式，温州的民间金融活动就从地下转为了地上。

　　记者：等于说两三家人凑在一块就可以形成一个小额放贷公司，就可以放贷了。

　　方培林：对，所以说要普及，我相信三年以内，温州市的每一个乡镇至少每一个乡镇要发展到三家以上。

　　央行的指导意见一出台，方培林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希望能成为浙江省最早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但是，7月份，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份实施意见让方培林泄了气，他发现，这份省里的实施意见提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自己已经被挡在门外。

　　方培林：我们省里跟市里现在要求一个发起人制度，发起人必须是民营的骨干企业，我没这个企业，这个门槛我进不去。

　　目前，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16个试点名额已经基本确定，发起人全部为温州当地的骨干企业，像奥康，正泰这样的大集团都名列其中。就在这几天，这些由大企业作为发起人的小额贷款公司即将挂牌成立。但这样的结果，却与很多人原来的想法大相径庭。

　　浙江省的实施意见中限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温州只有16家，并且把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从央行规定的500万提高到了5000万，另外还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是当地的民营骨干企业。基于这个文件，目前即将挂牌成立的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全部由当地的骨干企业发起，例如奥康皮鞋，正泰电器等，注册资金也全部来自于这些企业内部资金。从这样的情况来看，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自于搞实业的民营企业，并非人们所预料的民间金融业，因而并没有达到收编民间金融的目的。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温州考察，了解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和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周德文代表温州中小企业，曾提出规范民间金融，使之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周德文：民间金融我觉得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周德文是浙江中小企业促进会的会长，他说，央行的指导意见出台以后，很多温州地下金融业人士都来找过他，商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事情。当时大家都对这个文件感到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他们从地下转为地上的一个契机，而如今这样的结果，让温州的民间金融业人士多多少少感到失望。

　　记者：那您觉得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政策会把门槛提得这么高，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周德文：他们肯定是稳定，因为谁审批谁负责，这个是中央条例规定的，哪级政府特别县级政府，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出了问题，实际上他没有讲负连带责任，那他绝对很慎重，他一定要选一个我政府绝对信得过的人，绝对有实力的人，所以到县里变成一个功勋企业才能申请。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这种制度实际上可能还有待于完善，可能是经过试点以后会慢慢完善。

　　关于为什么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置这样的门槛，温州和浙江省政府部门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只能贷款不能存款，但毕竟经营的是特殊产品-人民币，一旦出了闪失，这个责任可不是谁都能轻易承担的。也难怪浙江当地政府会把门槛提高，刚开始做试点，还是谨慎行事比较好。其实，关于如何防范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山西省平遥县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山西省平遥县的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和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是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全国最早的试点，如今，这两家公司已经运行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三年中，当地的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不少实惠。

　　郭宝平是平遥县东源祠村的村主任，三年前他办起了这个养鸡场，效益很不错。半年前，他想扩大养鸡场的规模，可家里没有了存款，周围的亲戚邻居也都不富裕，郭宝平为筹钱犯起了难。

　　郭宝平：在咱们村寨，像我们乡镇信用社根本在农村很少很少出贷款。

　　记 者：您是村主任都贷不到款。

　　郭宝平：贷不到。

　　郭宝平说，当地的银行贷款手续繁琐，并需要抵押和担保，村里很少有人能从那里带到款。后来，他经人介绍到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很快就贷到了自己需要的一万五千元资金，新建了养鸡场。如今，他已经偿还了一万块钱本金，再过不久就能把钱全部还上了。

　　记者：您觉得这个利息高吗？

　　郭宝平：利息倒不错，也不算高，看怎么样算，

　　郭宝平说，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方便，形式灵活，利息也比民间的高利贷低多了。有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里人就能大胆地去做一些小生意，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

　　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个体户和中小型企业，单笔贷款金额从三千元到一百万元不等。运行三年来，小额贷款公司极大促进了当地三农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这也正是当初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搞试点的目的。三年中，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运行良好，只发生过一笔坏账。

　　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两家加起来才占到不到一个百分点，现在目前中国金融无论哪个部门，国有商业银行这一块来讲，包括农村信用社，我们认为这个效益是最好的是最佳的，比任何一个机构做得都好。

　　和浙江省的做法相似的是，在初始阶段，平遥县对于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也进行了限制。不过，限制的范围与浙江省的恰好相反，平遥县所在的晋中市政府在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政策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必须是自然人，不能是企业法人。当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害怕企业和小额贷款公司会在财务上互相影响，造成不良后果。

　　韩士恭：一说晋中地区要成立一个这样一个厂，踊跃报名，争标竞标的人特别多。

　　韩士恭是晋源泰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四名股东之一。三年前，韩士恭通过煤焦生意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听说平遥要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韩士恭就动了心。

　　韩士恭：因为咱们搞的都是煤焦行业主要是污染企业，产业结构要调整，

　　因为县里号召调整产业结构，韩士恭关掉了自己的煤焦企业，以自然人的身份投入资金，成为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其他三位股东虽然还在经营自己的企业，但按照规定，他们也都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加入晋源泰。

　　记者：咱们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都是自然人，在管理上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有什么风险吗？

　　人民银行平遥县支行行长杨祁平：没有，我们现在管理的很好，总体上我们现在小额贷款公司采用的非审慎金融管理，这个你们知道的，我们作为金融部门，银监部门和人民银行采用的是审慎监管，因为他们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家自己的钱，从这个机制上说，他对自己的钱的使用是非常珍惜的，他是很慎重的。

　　在山西平遥所在的晋中市，今年已经新成立了12家小额贷款公司，另外还有18家正在审批当中，负责联络金融工作的晋中市副市长畅志仁说，第二批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比第一批宽松了很多。

　　晋中市副市长畅志仁：其实这个管理和控制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企业是人家自己的，自己拿出钱来进入到流通领域里面来，这个企业没有必要去更多的控制，风险也不是你来承当的，其实这个小额贷款公司，真正讲，作为自然人来讲，法人来讲，他那拿出钱来自己组织起来，把这个钱放出去，按照规划收回来，这个风险政府有什么风险。

　　记者：风险是他自己的。

　　畅志仁：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关注，自然人就这么行，法人人就不行，我们在后来逐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个完全可以放得宽一些。

　　由于有了前两年的经验，晋中市政府正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小额贷款公司，估计今年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将会达到38家。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与浙江省的做法相同的是，晋中市也提高了注册资本金的数额，最低为五千万，这是由于竞争太激烈而故意抬高的门槛。

　　记者：比如我以前是一个放高利贷的，或者经营一个地下钱庄，我现在拿自己的钱开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它应该也是有这个资格的吧？

　　畅志仁：应该是有的，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过去在地下放高利贷，应该说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按道理讲我们应该打击这种行为，但是事实上凡是有需要存在的东西，光靠堵的办法是没有办法堵住它的，因为它确实是太需要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种形式能够把它引导到正常渠道上来，引到正路上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它来讲都是好事。

　　记者：事实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来成立了小额贷款？

　　畅志仁：事实上是这样的，现在民间地下的信贷形式很多，也很复杂，，，但是他们毕竟也知道，毕竟这个是不合法的，迟早国家会发现一些问题的，现在有规划的渠道，它运营起来，上升到一个很正常的台阶上做事情。

　　畅志仁说，从晋中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形势来看，通过这一形式收编民间资本是可行和有效的。只要进行必要的防范和监管，小额贷款公司会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中有益的补充。

　　虽然浙江和山西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具体实施办法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浙江省的实施办法已经将民间金融业人士档在门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仅仅在温州有限的骨干企业之间进行争夺，但这场竞争仍然异常激烈。小额贷款公司如此炙手可热，是因为它的利润丰厚吗？

　　根据央行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在同期银行基准利率的0.9倍和4倍之间浮动，贷款必须坚持分散，小额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业和微型企业客户。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短期内不可能有丰厚的利润，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资产几十亿的大企业都对小额贷款公司情有独钟呢？

　　周德文：温州的企业家有一个情节，比较重一个情节，他能为了之前的三四年都是搞产品的制造，也就是都是从事制造业，制造业是很苦的，住的很苦，现在有一定原始积累，温州有一个情节，希望进入资本经营的领域，那么金融领域是最高境界，他认为进入金融领域，金融本身是一个垄断的行业，小额贷款公司给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领域设立了一个桥梁。

　　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周德文认为，之所以民间金融业和民营大企业都对小额贷款公司保有浓厚兴趣，就是看准小额贷款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来可以转为村镇银行。

　　周德文：一定程度上，大家是看重这一个壳子，就是这个牌子这个壳子，因为进入到这个领域就可以为进入到未来的金融领域大起一个桥梁一个平台，所以他对这个特别地感兴趣，大家积极踊跃地去争这个项目。

　　那么，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早在今年1月9日，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部主任臧景范就表示，银监会与央行已经达成一致，央行推动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依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转变为村镇银行。如今，山西平遥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成立将近三年，且运行良好，他们是否已经具备转成村镇银行的条件呢？

　　平遥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韩士恭说，今年上半年，当地银监会的负责人曾经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改成村镇银行。

　　韩士恭：我们是愿意，他说写个报告，我就写了一个报告，写了一个报告也不是当地的银监会决定，还是听中央的。

　　韩士恭说，报告交上去了，却像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对晋源泰来说，一旦转成银行，公司目前发展的瓶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韩士恭：成为银行就能存款，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续资金短缺，

　　记者：现在还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是吗？

　　韩士恭：对，没有钱的时候业务就停了，后续资金短缺。

　　晋源泰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600万元，成立没几个月，这些钱就被贷光了，后来，四位股东又追加过几次资金，但这些钱还是杯水车薪。如何能够获得可持续性的后续资金，成了晋源泰发展的最大难题。在今年5月中央下发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不超过两个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资金。这个政策出台以后，晋源泰公司也曾找过当地的商业银行贷款，但仍然是报告打上去，没有了回音。韩士恭说，现在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获得金融许可证，只有可以吸收存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后续资金的问题。

　　韩士恭：我认为小额贷款公司确确实实就是一个金融机构。因为它经营的就是人民币，就是贷款业务。

　　虽然韩士恭迫切希望能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银行，但目前转成银行的条件却让他望而却步。根据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根据这样的规定，晋源泰公司要想转成银行，就必须进行股份的改造，由国有商业银行成为晋源泰公司的最大股东。

　　韩士恭：按照村镇银行的条例去展现，我们就不同意了，按照它那个条例，我们得持股不能超过10%，本身上级银行的企业来投了，那是搞了个什么事情，你说我们搞的运行的挺好，再叫商业银行骑上我们的头，我们的股东持股不到50%，你说我们同意？我们不会同意的，

　　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转村镇银行，我个人意见，我们这种平遥模式不计划转入村镇银行。如果我们现在硬性地按村镇银行走，就等于我们再拉来一家商业银行，它的资金必须大大大于我们原先的投资人，这才能符合村镇银行的规定，那么我们原先的投资人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还有积极性吗？我们还有动力吗？我们还有发展下去的信心吗？肯定没有了，我们从原先的路线上转弯，重新改变我们的方向，这个就不好说。

　　中央的政策明确说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为村镇银行，但又将转为村镇银行的条件规定得如此苛刻，使得在目前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实际操作性大大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们只能望洋兴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就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小额贷款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晓山教授。

　　杜晓山：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当初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考虑，我还是跟原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既要创新改革开放，但是我们又要防范系统性经营风险，而在我们监管当局，监管手段不完善、人手不足、技术管理能力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一下子说不是银行管，而是你们这些公司就可以往那边走，就变成了村政银行，你们将来就变成了可吸储又放贷金融机构，从监管的层面那就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他现在的监管任务是很重的，在我们国家，如果出现成千上万更多这种机构出现的话，，就会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金融风险，如果银行业金融占控股、主导，这方面的风险就会小得多因为银监会或者监管部门会对金融机构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和监控。所以除了问题，它内部就容易消化、容易解决，道德风险会低得多。

　　我们的记者在山西平遥调查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它贷款方便，灵活，手续简单，利率也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贷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煤之急，满足了一些农业个体户和小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为三农服务，正是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最初目的，这也正是中央人民银行为何选择在较为贫困的西部四省进行试点的原因。如今，小额贷款公司经过近三年的试验，得到了国家和地方各级部门的肯定，逐步在全国推广，在东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小额贷款公司还将肩负为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的重任。在今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环境下，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小额贷款公司的优势，又能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还需要在探索中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