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和中投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围绕“加力促进经济复苏：目标与路径”“深化金融改革与推动高水平开放”和“创新驱动下的经济转型与金融支持”这三大主题展开讨论。

尹艳林认为，疫情是当前影响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可以说我国经济已挺过了最困难时刻”。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这是明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眼下又到了一个信心比黄金要贵重的时候”。尹艳林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此，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坚定改革方向，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王一鸣表示，2023年，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积极效应逐步显现，中国经济有望明显回升。但经济整体好转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应该看到长达3年疫情反复冲击，对我国经济运行影响深远，大量中小企业面临困境。企业和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债务持续积累，杠杆率继续攀升。企业投资风险偏好下降，家庭消费更趋谨慎，各类潜在风险逐步暴露。

“我们既要增强信心，也要对经济修复的复杂性有足够的估计，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王一鸣指出，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关键是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企业，源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王一鸣表示，改善预期，提振信心，首先要对准下药，消除市场顾虑，让企业和企业家吃定心丸，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而最紧迫的是要调动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激活民间投资热情，把蕴藏在民间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

王一鸣认为，影响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是否稳定、营商环境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财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可谓是切中要害。”

同时，王一鸣指出，消费的持续恢复有待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要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提高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松绑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鼓励金融机构降低按揭贷款利率，积极恢复旅游等服务消费，释放出行消费的巨大潜力。

此外，王一鸣表示，针对房地产企业持续下滑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举措，支持房地产企业平稳发展。“本轮房地产调整有深层次因素，涉及到房地产市场周期和发展模式重建，中期还需研究出台治本之策，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朱光耀指出，《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综合分析2023年经济前景时指出，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只有0.5%。“（这一判断）实际上就可能出现同1982年全球债务危机发生后对世界经济严重冲击的状况，全球经济在2023年陷入一场全面的衰退，看来很难避免。现在关键要研究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的范围多广，持续时间多长，在这场危机爆发的同时，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的表现。”

朱光耀提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需特别警惕西方主要经济体自身货币政策“急转弯”之后，对其自身的反噬作用。

“2023年，仍旧可以说外部环境是风高浪急。”朱光耀表示，新的一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部署。其中，朱光耀特别强调，要重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强自立，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的底线，要把这几大政策统筹协调，要更大力度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业、创业的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中国经济在2023年一定能够实现好转，迅速地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是5%-6%水平，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胡晓炼认为，我国发展资本市场，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就要建立鼓励资本长期深耕实体产业、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改变视短期进出、炒作获利为资本运作天经地义方式的惯性做法。在我国，资本应成为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不应成为“把猪都能吹上天”的鼓风机。

同时，在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对利率变化更加敏感的特性，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节作用。在资本市场发展中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联通融合，打破西方在金融领域的搞脱钩企图。

王兆星认为，金融业要大力支持科技变革。把支持科技创新作为长期重要使命，金融业要根据金融创新的内在规律及风险特征，提供相适应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包括探索投贷联动、债转股、股转债、基金+信托等模式。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资本市场更应该发挥其独特作用，但同时，在我国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之下，更应同时充分发挥银行体系在支持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银行体系要在保持一定水平，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的情况下，筹集更多长期、稳定的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充分发挥银行体系的独特作用。

屠光绍指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的三大转型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金融服务三大转型提出新需求。加大金融服务三大转型的力度，屠光绍认为，首先要不断扩大金融服务域态，“这三大领域有新特征，对金融服务有新需求，所以一定要扩大金融服务领域的域态，更好地满足三大领域转型发展需要。”比如在科技创新领域，就是要通过以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为主导形成股权、债权进行搭配组合的科技金融域态。

绿色发展方面，要重点推动绿色资产，特别是碳资产，通过对碳资产、绿色资产的定价，资产化的推进，来形成完善绿色金融的服务体系。

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屠光绍表示，要以数据资产化作为主导，推动数据金融。“数据作为资产要确权，要通过交易，要有分配，还有治理，数据要素变成资产就使数据金融有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域态。”

屠光绍认为，要让服务三大领域的转型成为金融机构发展的马利克曲线，也即作为新赛道实现新增长的第二曲线，“确实需要金融机构自身变革去适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