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很了解，近代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迅速崛起的、最强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是压倒性的；以至于我们很少留意，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到近代的最繁盛的古典文明，对新兴的美国曾产生过什么影响。约半世纪前，美国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即伊罗生）曾这样描述：

中国痕迹点缀于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可谓老少皆知。一个多世纪以前，由新英格兰航海家引进的中国式的房屋装饰风格，至今还伴随着我们。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式的风格已扩展到女性时装，甚至是面部化妆中。在本世纪20年代，麻将热席卷全国，然后消失，但中国餐饮却已成为美国城市风景中令人熟悉的一部分，杂碎、炒面和许多十分精致的碟子已经被这块拥有许多烹调技术的国土所吸收，变得很自然。因为对这些餐馆的熟悉，或是由于过去从爆竹包中撕下的包装纸，或是由于唐人街五颜六色的招牌，几百万美国人无疑可以辨认出中国字来。根据大量一般的知识来源，我们很小就可以轻车熟路地一眼认出中国农民戴的圆锥形草帽，或是中国式样房顶向上翘起的角。我们知道中国谜语、中国棋、中国灯笼、中国红、中国黄———事实上，《韦氏新国际词典》中几乎有三栏密密麻麻的带有“中国”前缀的单词，其中包括一些我们最喜爱的花卉，这些花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带回来并移植于我国的，如杜鹃花、木槿、牡丹、紫藤。（《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P84－85）

但除了这些生活风情的片断，还有吗？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吗？

伊萨克斯已提及，富兰克林、杰斐逊都曾受到欧洲重农学派的极大影响，这样就等于是间接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富兰克林就表示：

假使我们非常幸运地能够引进中国的工业、他们的生活艺术和畜牧业的改良方法……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据《美国的中国形象》，P124－125）

此外，我近时偶尔留意到几则个案，对此问题还可以作一些补充。

首先是商业担保制度。清代广州洋行（十三行）实行所谓“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的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但行商必须承担约束外商、保证关税上缴等责任；而行商之间有连带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都要共同分担其债务，包括对外商的债务。荷兰汉学家包乐史指出，这种债权担保制度，直接成为1829年纽约设立“安全基金”（theSafetyFund）的样板———而这一“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当时“安全基金”的倡导者佛门（JoshuaForman）写信给纽约州长说明：

让银行对彼此而言变得可以信赖的适当性，可以从广州的行商身上看出来。在那里，一群各自行动的人，在政府的允准下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同时在彼此生意失败时，对彼此的债务是可依赖的……这个抽象的公平原则已经经过了70年的现实考验，而在其下行商的连带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将这个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就成了这个系统的基础。（《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61－62）

当时参与中美贸易者也多赞誉广州的洋行制度，甚至说它“与世界上任一地方的制度相比，都更简单而非更复杂”，没有任何港口能像广州那样“让贸易进行得快速而规范”（《看得见的城市》，P62）。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债权担保制度的有效性，外商遂大量向行商放贷，形成所谓“商欠”问题，使行商制度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左支右绌了（可参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胡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