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现实是，大企业越做越大，小企业却越走越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农民要想拿到银行贷款更是难上加难，”汤敏这样感叹到，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共有高达2645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在人均G D P分别是我国1/8的孟加拉和1/4的印度，情况都要好很多。

　　“传统金融机构‘扶大弃小’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汤敏分析称，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传统金融机构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择优”而非“则需”选择贷款对象，农村项目自然就成为他们所不屑的“不毛地”。长期缺乏正规金融机构有效的资金补给，农村事实上成了这些金融机构所未覆盖到的“真空带”。即使是近来发展较快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其较强的商业化取向，绝大部分也不愿意去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去运作。

　　“他们不敢贷、不愿贷和不会贷，我们就得想新办法。”汤敏认为，新办法就需要“公益”的参与，这在其他国家也有先例。孟加拉国经济学家、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穆罕默德·尤努斯1976年在孟加拉国创立了小额贷款方式，作为一种以城乡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既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又是一种扶贫的重要手段。

　　汤敏说，“我曾多次与尤努斯交流，他开展社会投资、发展‘公益金融’的模式完全是我们可以推广的。”他补充到，虽然目前尤努斯面临政治等各方面的压力，印度等其他国家致力于扶贫的金融项目也开始显露出一些问题，但这不能抹煞“公益金融”这种模式的意义，将其合理的利用和推行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汤敏表示，社会投资是介于过去“做企业赚大钱和做慈善光投钱”这两者之间的概念，既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公益目标，又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具有可持续性，也就是“做了好事不吃亏”。

　　“其实农村不乏具有稳定收益、能让投资者不吃亏的项目。”据汤敏的走访调查，目前中国农村有很多不赚大钱、但能够跑赢银行利息并可以大面积推广的项目，但农户由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迫不得已寻求年利率高达36%以上的高利贷。“背负如此高利率的贷款依然能够盈利并长期发展，如果获得利率合理的贷款，那将是大有可为的。”

　　对此，汤敏不仅是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目前设计中的主要面向农户提供贷款的“扶贫保值贷款”就是这样一个探索。

　　采访中，汤敏问《经济参考报》记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提供五万元或者数额更小的贷款用于农户脱贫致富，贷款利率是目前银行存款利率的两倍，并有担保方为贷款提供担保，这样的投资，你愿意吗？”

　　汤敏以内蒙古武川县一个由全国三八红旗手领导的、有600农户参加散养土鸡和土鸡蛋的合作社为例，说明了扶贫保值贷款的具体操作方式。“这个项目发展的不错，目前鸡蛋已直送人民大会堂，当地想扩大规模、让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却苦于没有资金，过去六年都只能求助年息30%以上的高利贷。”

　　汤敏表示，考察中一位农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最能说明这一模式的意义所在。“两位7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4岁的孙子生活，全家仅靠每月两百元的政府救济金生活。”据他介绍，二老从养鸡合作社领养了50只母鸡，每月能卖600元钱的土鸡蛋，但饲料费就高达450元，净收入十分微薄。“他们希望领养200只鸡，每月就能有600元的净收入，但就缺2000元的投入。”

　　汤敏为这个农户算了一笔账，如果借给他2000元，用当地信用社9%的利息，月息18元，每月纯收入就是582元，即使减去还本金的167元(2000/12)，也有415元，对这两位老人来说，这是一笔大收入。对于放贷人来说，9%的利息是存在银行中利息的近三倍，即使是减去担保的3%至4%左右，回报也有5%至6%。

　　“把钱借给农民，既扶了贫又保了值，何乐不为？”这其实就是汤敏所设想的个人对个人的贷款方式。据他介绍，在国外，这种模式已运营多年；在国内，贷帮、宜信等机构已在小规模进行试验。

　　汤敏表示，这一想法的产生也缘于普通大众目前面临的保值困境。一方面，高通胀和低利率使他们需要更合理的投资以保值抗通胀；而另一方面，证券、房产等投资渠道因其复杂性、风险性或者较高的资金要求无法成为普通百姓的理想选择。他认为，长久以来，普通大众的资金是通过传统金融机构用于投资的，金融机构的盈利性使得这种方式无法实现扶贫和保值的双重目标。“普通百姓的投资需求和农村的资金需求之间需要更直接的对接，扶贫保值贷款就是这样的尝试。”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张媛